汪诗萍带小悦去监狱探视了夏志远。她事先嘱咐小悦，不要把奶奶的死讯告诉爸爸，如果爸爸问起来就说老人脚坏了不能来。小悦是个懂事的孩子，见了爸爸故意装出笑脸。夏志远惦记着老母，不停向孩子询问奶奶的情况，小悦终于装不下去了，伏在爸爸怀里失声痛哭嘴里却依旧在骗爸爸：“奶奶她……脚崴了……” 汪诗萍领着小悦见了监狱长，对他介绍了小悦和奶奶的情况，希望狱方能考虑小悦的情况为夏志远减刑。监狱长告诉汪诗萍，夏志远在狱中表现很好，不久就可出狱了。汪诗萍从监狱长口中还知道了夏志远入狱的缘由，对他的不幸深表同情。原来，夏志远是因为工作失误而入狱的，一位员工的抽烟点燃一场大火，把厂长送进了监狱。 魏革命还是耐不住寂寞，白天在家里呆不住，便抱着孩子走东家串西家。有一回走楼梯不小心摔了，虽说摔了自己保护了孩子，可孩子的父母还是把他辞了。人家后怕呀！汪诗萍问魏革命要不要再找一个人家，魏革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子，不敢了。 “有事你就说”的承诺唤起了居民对社区的注意，一部分人对社区日益重视了。汪诗萍趁热打铁，组织成立了一支义务巡逻队，让享受“低保”人员戴上袖章上岗巡逻。鲁青社区渐渐有了人气。 一位老人走进汪诗萍的视野，他就是孙教授。老人从汪诗萍身上看到了希望，主动参与社区工作。他要求给汪诗萍当“零薪主任”，只干活不拿钱。受孙教授的影响，魏革命也向汪诗萍报到了，主动要求当一名信息员。 汪诗萍和吴金陵参加了社区主任短期培训班。民政局长李一民亲自讲课，介绍了国内先进地区的经验，要求各社区进一步完善民主议事机构。李一民还向大家通报了一个信息：公安部门正在研究警力下沉问题，用不了多久警务就要进社区。与百姓生活相关的其他政府部门，如卫生、文化、体育等，也将逐步进入社区，零距离为居民服务。 从培训班回来，汪诗萍产生一个想法：组建社区事物议事会。因为居民俗称居民代表会议为“小人大”，所以汪诗萍就把议事会称为“小政协”。谢保芳管盈利等人听到这一消息，做了一些消极宣传，说汪诗萍巧使唤人，目的是拉大家做挡箭牌。虽说经过孙教授、魏革命等人的积积奔走，但大家对成立“小政协”的热情去不高，社区圈定了一些理事人选，争求个人意见时没几个人愿意干，说法大致相同：白搭工夫开会又不给钱，没意思，不多操那份心。 汪诗萍心里很急，她不知道居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把社区当成自己的家。孙教授劝汪诗萍不要急，他说眼下应该致力于培养居民的集体观念，他认为集体观念是民主意识生长的前提。孙教授建议汪诗萍先组建个秧歌队扭扭秧歌，用这种办法组成一个集体，渐渐让大家相识、相知、相爱。 汪诗萍采纳了孙教授的建议，立即着手成立秧歌队。她首先想到了谢保芳，想让她出任秧歌队队长。她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吴金陵，让她动员谢保芳出山，吴金陵却坚决反对，不与谢保芳搭话。汪诗萍只好自己去找谢保芳，那谢保芳只有拆台的心思，自然是回绝了。声称自己是艺术家，不搞那低俗玩意。 与谢保芳相反，另一个女人却主动要求当秧歌队队长，这人就是刚进城不久的农民、中年寡妇杨桂花。汪诗萍没有不答应的道理，杨桂花便当上了秧歌队队长，日后又勾引阮柔去敲鼓，渐渐引出一桩风流韵事来，此乃后话。 李一民带来了两名记者，采访和总结鲁青社区“有事你就说”的服务理念和经验。李一民发现汪诗萍身边多了一个小女孩儿，得知详情后建议汪诗萍把孩子送到儿童福利院。小悦知道后抱住汪诗萍的腿哭了，说她不离开王阿姨。汪诗萍打消了李一民的念头，并请求他为孩子联系一个好学校，孩子该上学了。李一民满口答应。 秧歌队滚雪球一般壮大起来。杨桂花见兵强马壮了，便要提升秧歌队层次，于是找剧团鼓师阮柔来秧歌队打鼓。阮柔不敢贸然答应，先请示谢保芳，谢保芳说社区的事咱一概不参加，不能给汪诗萍抬轿。 杨桂花搬不动阮柔，就请汪诗萍发令。汪诗萍请魏革命做阮柔的思想工作，魏革命连损带骂外加劝导，那阮柔就仗着胆子来了。 谢保芳为阮柔打鼓的事发了一顿威，那阮柔权当听不见，愣是不吱声，谢保芳也就不再计较。有一天，谢保芳支使阮柔给她烧洗脚水，阮柔表现得很不耐烦，这让谢保芳好生奇怪——这软蛋爷们咋还长脾气了呢？ 为此，谢保芳夜里失眠了。这一失眠不要紧，偏偏就听到了阮柔说梦话，笑嘻嘻地叨咕“桂花”。谢保芳由此获悉重大敌情。第二天，她悄悄地去看秧歌，发现阮柔不打鼓了，和杨桂花扭成了一副架，更有甚者，两个人还时不时地飞眼儿。